杨东平：好的教育改革，要促进教育的解放、开放和下放

本文根据杨东平于1月12日在全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论坛暨第六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颁奖典礼的发言整理。

杨东平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今天的会议，我关于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认识，围绕我们10年来开展的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的情况来阐述。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了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方针，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从那时起，“教育现代化”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一个追求。在教育现代化的体系中，有一个是教育治理现代化，主要是政府行为的改善。关于教育治理现代化，近些年来国家下发的文件越来越多，强调的程度也很高，非常重视。简单来讲，就是简政放权、实行管办评分离、第三方评价等等。

从“管办评分离”发展到“放管服结合”，要求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把该放的权力放下去，该管的事项切实管住管好，构建新型的政校关系。这正是我们建立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的初衷。

创新奖回顾：我们见证了教育体制改革的这十年

回顾一下这个奖项的基本面貌。从2008年开始，我们每两年评选一次，前五届教育创新奖一共收集了113个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案例。我们对此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今年要出一本关于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专著。前五届的案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地方教育行政制度改革，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农村教育改革，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向。

从区域分布来看，教育创新比较活跃的是东部地区，这里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省份，山东和浙江，中部地区的四川等等也后来居上，逐渐成为教育创新的重镇。从东中西部来看，大概的分布是东部所占的比例较大，西部的占比也不小；比较而言，中部稍微的弱一些。东北的比重也非常小。

还有值得认识的，是地方制度创新的政府层级，即创新主要是发生在省级政府、地市政府还是区县政府？从我们的统计看，区县一级占了绝大多数，地级市占第二位，省级政府第三位。这是很有认识价值的。因为地方教育制度创新集中在基础教育领域，而基础教育采取的是“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因此县区政府对基础教育的变革有很大的主动性和自主权。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地级市，比如说山西晋中市，山东潍坊市，在地级市的范围内形成全新的教育生态、实施有效的规划和教育综合改革，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关于省级政府的教育功能，近年来越来越强调加强省级统筹。所以在这个概念下，省级政府的教育职责越来越多，也出现了在省一级层面上整体解决重大问题的成功案例。

创新奖走到第六届：哪些话题成为重中之重？

介绍一下本届第六届评选的情况。我们通过对103个案例的评选，最终有16个案例获得了持续创新奖、优胜奖和优秀奖。在今年的评选中，增设了“持续创新奖”这一新的类别，主要是考虑到有一些地方是“老先进”，多年来持续不断地推动创新，他们应当受到鼓励。在具体分类上，增加了“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城乡教育一体化”两类，把原来的“义务教育综合发展”类别取消了，因为教育发展的阶段和任务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共是六大类。

今年获奖的案例覆盖了12个省市自治区，山西、山东、上海、浙江、广东都有两个案例获奖。

在这次评选的案例中，突出的特点，一是加强“放管服”改革，推进区域效率治理的现代化。比较典型的是新疆的克拉玛依市教育局，山东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教育局，重庆的綦江区教育委员会，通过教育综合改革，形成了区域内新的教育生态。追求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山西晋中市教育局、深圳罗湖区教育局整体构建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模式。

第二个方向，是通过乡村振兴，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譬如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教育局，陕西柞水县科教局和山西芮城县教育局。在加强教师队伍方面，山东省通过创新，改革教师编制，解决了这一全国基础教育内的老大难问题。

教育治理现代化，如何实现新突破？

在此，借助刚才朱永新老师的发言，谈一下关于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问题。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概念就是从管理走向治理。管理意味着是政府单方面的自上而下的行为；而治理，意味着在一种多元利益格局的现实中，通过社会参与形成的多元治理的机制。为此，要实现权力的分散和下放、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第三方评价等等，管办评分离背后，是要构建一个新型的治理方式。

当前讲教育治理现代化或者教育现代化，有一个非常现实、非常突出的背景，即十九大报告说的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我们这个阶段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教育从整体上已经超越了满足基本需求的阶段，有学上，甚至超越了温饱的状态，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所要追求的是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围绕这样的目标，什么叫公平，什么叫质量？如何在这样一个新的阶段重新起步？是摆在我们各级政府、各位局长面前一个崭新的话题。因为它跟前些年补短板的工作不太一样。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补短板，但是总体而言我们进入了追求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新阶段，要对这个目标做新的构建和解析。

以这个目标来衡量我们的教育现实，就会发现我们的教育不公平，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特别严重。像减负问题，流动儿童的问题，都是教育发展的顽疾。各级教育部门面临一些基本任务，即要满足日常性的规范性的工作，也要有强烈的改革意识，要做改革性的工作。我们这个评奖特别注重改革性的进展，尽管我们评了那么多奖项，平心而论，大多数还是属于改善性的，真正改革和创新的工作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再谈教育改革与创新

我们今天特别强调教育综合改革和教育创新，还有一个现实的背景，就是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形成创新的动力和创新的机制。创新的路径究竟在哪里？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重要选项是公办学校的办学体制改革。

多年来我们推进的仅仅是课程改革，而没有学校办学体制的改革。美国、英国、德国、欧洲、包括香港和台湾，改革的重点都是改革公办学校的制度。其基本方式是美国的“特许学校”，即不改变学校的公办性质，政府全额拨款，委托一个教育家团队来办学，实施真正的管办分离。

政府办学委托专业化的团队管理，国内也有一些类似的改革，例如程红兵在深圳明德实验学校的尝试，就是腾讯基金会和地方教育局联合实施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18年跟浙江淳安县教育局合作，委托我们管理一所学校——富文乡中心小学，有100多名学生的小规模学校。

朱永新老师之前说的是“解放”，主要是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层面的。我再补充两点：还需要面向社会开放办学，这也是一个基本的机制；第三是下放，就是简政放权。所以，解放、开放、下放，这三个“放”能够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进，学校的面貌就会有所改善。

朱老师讲到在北京、深圳、成都、大理、广州这些地方，城市的边缘正在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创新型的小规模学校，几十个、一百多个学生，实行个性化、创造性的教学，这才是真正的优质教育。

所以，我们对这种体制外自下而上的民间的教育创新，需要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事实上所有的教育创新——包括经济领域的创新——都是在边缘地带自下而上生长的，逐渐从不合法变为合法。所以，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深化“放管服”结合，促进教育的解放、开放和下放，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让我们共同努力，谢谢大家！